法与刑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进程。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构想;而党的十五大则更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中国自提出依法治国战略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各种矛盾日益凸显,社会治安环境不容乐观,我们的法治进程也渐渐显露出瓶颈,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促进法制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借鉴外国先进的法制建设经验的同时,我们似乎忽视了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宝贵的实践经验。“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虽已属于历史,但历史的发展是从来不会中断的,经辗转发展,在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凸显之时,这也许是解决我们困惑的一副良药。本文就主要从“礼乐刑政”之中的“刑”与法的关系谈谈对今天法制建设的一点看法。

一、何为法?

    法是表现国家意志,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我国的法有很多,根本大法是《宪法》,此外还有《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诉讼法》等等。这些法规范着人们可以怎样行为、人们不得怎样行为和人们应当或者必须怎样行为。完善法的体系、加强法的教育,对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指引作用

    1、对本人行为的指引。对人的行为的指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个别指引(或称个别调整),即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就具体的人和情况的指引;另一种是规范性指引(或称规范性调整),即通过一般的规则就同类的人或情况的指引。(指引作用的对象是每个人本人的行为。)

  2、确定的指引和有选择的指引。法律规范可以分为授权性和义务性两种。这两种规范分别代表了规范性指引的两种指引形式。义务性规范代表确定的指引,即法律明确规定:人们应该这样行为(如应履行合同)或不应该这样行为(如在履行合同时不应有欺诈行为);并且一般还规定,如果违反这种规定,就应承担某种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如国家不予承认、加以撤消或予以制裁等)。授权性规范代表一种有选择的指引,即法律规定:人们可以这样行为;而且一般还规定,如果人们这样行为,将带来某种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如国家承认其有效、合法并加以保护或奖励等)。
 
  确定性指引是指人们必须根据法律规范的指引而行为;有选择的指引是指人们对法律规范所指引的行为有选择余地,法律容许人们自行决定是否这样行为。

    第二、评价作用

  评价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是否合法或有效的评价作用。这里讲的评价作用的对象是指他人的行为。

  在评价他人行为时,总要有一定的、客观的评价准则。法是一个重要的普遍的评价准则,即根据法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合法。此外,作为一种评价准则,与政策、道德规范等相比,法律还具有比较明确、具体的特征。
 
    第三、 教育作用
 
  教育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还具有某种教育作用。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一般人的行为。有人因违法而受到制裁,固然对一般人以至受制裁人本人有教育作用,反过来,人们的合法行为以及其法律后果也同样对一般人的行为具有示范作用。

    第四、 预测作用

  法律的预测作用,或者说,法律有可预测性的特征,即依靠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人们可以预先估计到他们相互之间将如何行为。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的行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

    第五、 强制作用

  强制作用法的另一个规范作用在于制裁、惩罚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规范作用的对象是违法者的行为。法的强制行为不仅在于制裁违法犯罪行为,而且还在于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增进社会成员的安全感。

    今天,我国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地生成,也不会自然地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借助于法的推动与保障。如果法制建设完善而且合理,社会成员就可能和睦相处,社会关系就可能和谐顺畅。反之,如果法制建设欠缺失当,社会成员之间则可能冲突频发,社会关系必然扭曲动荡。因此,法是整个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中心,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关键作用。

二、何为刑?

    “刑”的结构由开字和立刀组成,其本意显而易见。 刑,在古代就有惩罚、处罚的意思。《书康浩》:“非汝封刑杀人,无或刑人杀人?”也有杀的意思。《韩非子二柄》:“何以刑德?曰:杀主谓刑”。由此可见,刑自古以来就与处罚、杀戮等分不开。刑,在今天,主要是指刑罚。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据法律对犯罪分子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某种权利的最严厉的强制方法。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刑罚有如下特征:1、刑罚的适用主体只能是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我国为法院。2、刑罚的根据在于刑罚的明文规定。3、刑罚的对象只能是犯罪人。4、刑罚的属性在于对犯罪人的权益和利益的剥夺。

    早期刑罚缘起于报应。这种思想早在国家出现以前的氏族公社就有充分的体现。血族复仇、同态复仇就是报应刑思想的表现形式。但随着社会的文明进程,刑罚的中心已从单纯的报应转移到预防教育等社会效果上来了。其间,大约经历了以下几种刑罚思想:原始的报应刑思想、集权主义威慑刑思想、宗教的赎罪刑思想、启蒙主义刑罚思想、自由主义刑罚思想、新社会防卫论思想、恢复性刑事司法思想。这些不同时代的刑罚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作用。我国古代历史上不乏一些“乱臣贼子”,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和统治秩序,必然会倾向于严刑峻法的适用。这对维护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也因为使用过度,使得虐害无辜,荼毒生灵。当今中国,也因为有了刑罚,所以很多不法分子落入法网,很多人威慑于法而不敢轻易逆法而行,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的社会和谐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任意刑罚、不公正刑罚、司法腐败、刑罚力度不够大,违法犯罪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枉法所得的利益等问题,这使得很多人并不慑于法的威信、执意以身试法,法治进程更显步履维艰。因此,我们要正确使用刑罚以发挥刑罚对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

    比如: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生存的权利的刑罚,也称之为生命刑,其本质是对犯罪人人生权利的全面剥夺。其历史最为久远,《尚书•吕刑》就有大辟的记载,是我国古代的五刑之一。而且具体执行方法多样。就当代而言就有毒气、枪决、注射等等,甚至有少数国家仍然保留着斩刑。我国是死刑存留的国家。死刑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之一就是和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对死亡的恐惧分不开,由此才被视为具有极大的威慑力。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的执行方法有枪决和注射两种。

三、依法施刑、以刑正法

    由上可知,法与刑既有区别,又有关联。法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具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重理念、原则。比如,我国就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刑作为刑罚,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否定与制裁。虽然法不等于刑,刑并非就是法,但刑与法之间又紧密关联。

    一方面,法是刑的依据。刑罚通常是一种以犯罪为基础的制裁方法,即以一定的法律政策和目的为依据来实施的。在法之外的刑罚,就成了“人治”,就违背了“法治”精神。这就会重蹈古代封建刑治的惨状。比如:死刑是法律中最重的刑罚,它剥夺了人最宝贵的生命,使其不能享受人世间的欢乐。但就是这样残酷的刑罚也无法满足统治者的要求,对于那些大逆不道的犯人,仅仅剥夺其生命,让其“痛痛快快”一死了之,实在是太便宜了,再说也不足以给活着的人以警戒。于是历代统治者绞尽脑汁在死刑上大作文章。江山管理的好不好先不说,玩弄酷刑却已发挥到了极致。岁月更改,朝代变迁,不知有多少人被非人的酷刑折磨致死,不知有多少冤魂仍在天地间飘荡。可以说酷刑是刑罚滋生出的一个恐怖怪胎,并且为我国古代灿烂的文明史抹入一笔浓重的阴影,留下无比血腥的记录。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任何刑罚必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比如:广州两个17岁少年辍学打工,因嫌工作累、工资少而辞工不干。为了找到日常生活来源,两人在一起上网时萌发了抢劫的念头。他们网购两台名牌手机并要求货到付款,待商家委托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时,就以自制的“辣椒水”喷射快递员并抢走货物逃跑。据事主反映,被抢的包裹内有两台全新的名牌手机,价值达6000余元。俩人得手后,将手机通过网络低价出售以此销赃。最终被警方抓捕归案。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在这一案例中,警方对两名嫌疑人的抓捕、拘留,都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来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另一方面,刑是用于维护法的威信的,即正法。《易•蒙》中说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周礼•天官》中说“不用灋者,国有常刑”。舜帝用刑惩罚苗民,正是维护他的法。法是具有强制性的,有法可依,就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今天,我们进行刑罚,也是为了维护法的尊严。看看今天中国的现状,随地吐痰,乱扔烟头、杂物,是中国人几千年的陋习;苏丹红鸭蛋、孔雀绿鱼虾、带花黄瓜、爆炸西瓜、染色花椒、墨汁薯粉、染色馒头、回炉面包、漂白大米……轮番闪亮登场;走了一个小悦悦,又来千千万万个“小悦悦”……;出了一个陈良宇,还有千千万万个“陈良宇”……;中国出了多少窦娥冤?与国外有些地方相比,出现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不严、刑罚较轻,老百姓对法的威信倍感心凉。据说,新加坡法治多用重典,政府规定,凡在大街上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大小便不冲等,只要被巡警发现,都要受到严厉处罚。一般情况下,第一次罚款1000新元(约合人民币6500元);第二次加倍;第三次除处以罚款外,还要穿上号衣上街扫马路。不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百姓,所有人都是如此。所以,在76%的国民是华裔的新加坡,街道清洁干净,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烟头杂物等现象,更少有其他损人害己、违法乱纪的行为。所以,有法无刑,或者刑而不力不公,法就无从体现。

    综上所述,要想解决我国法的威信流失等法治瓶颈、继续更好地推进我国法治进程,前提是有法可依,关键是刑罚必严。为此,我国还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尽量填补好法律漏洞;同时,也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惩戒制度,强化执法队伍建设,以此维护法的权威。真正实现依法用刑、以刑正法的有机结合,使得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个人幸福。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sdqyzx 阅读3921/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