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民主革命家——周之贞院长

    周院长少小有所学,深谙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作用。早年赴南洋等地闯商海,同时进行革命宣传,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的孙中山。1900年起,11年内连续8次闯南洋,两人就有充分时间接触、认识、磨合。当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第四次下南洋时,两人终于达成共识。时年28岁的院长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新加坡举起右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投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去。

    1909年,院长参与编辑、出版《星洲报》,宣传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与保皇会成其创办的《天南新报》所鼓吹的改良主义针锋相对。新加坡同盟会成为南洋华侨与保皇党论战的前沿阵地;成为华人革命活动中心,先后加盟者四百余人,分会及爱国华侨在人力物力上多次支援国内武装起义,贡献很大。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逃亡、撤退、伺机再战的落脚地。

    当时中国社会处在最激烈转型变革时期,革命党人的政治目标与整建国家力量,安民御侮等多重社会需要交织在一起。在这些任务面前,院长是中山先生革命力量中最可靠的一部分;是军政构想付之实践的忠诚执行者。

     在革命发动初期,中山先生提出武装革命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清政府,达成革命目标和改造社会。认为组织“有敢死者的百人奋勇道义事便可济”。于是周院长在新加坡参与动员爱国华侨捐款,动员青壮年爱国志士参加“先锋队”的活动。响应者甚众,为黄花岗之役做好了准备。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院长归国参加了推翻帝制的广州之役,事败后,亡命海外。同年秋又回广州与李沛基等革命志士设陷阱炸毙了清将凤山,起到了除暴惩恶,杀一儆百,唤醒民众,振奋人心,推动革命发展的作用。

    1911年武昌起义后,军事力量是革命支柱,在革命发展中,军权始终是动力,将国家军队与革命联系起来是形势需要。院长在1912年任广肇罗绥靖处督办。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逃亡日本,院长则又回到他亲手营造的南洋根据地,伺机再起。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果实被大军阀袁世凯篡夺去了,接着是连年军阀混战,中国人民的灾难愈加深重,正如中山先生沉痛揭露的:自民国开创以来,“祸乱相寻,江流日下,武人专横,政客捣乱”。辛亥革命“去满洲之专制、转坐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这与中山先生革命的初衷相去甚远,大相径庭。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我们敬爱的周院长以诗表明了他的心声,诗云:“牟尼未许证前因,纵削青丝也俗人。难享如来清静福,不忧身世却忧民。”院长跟定中山先生不回头,他相信中山从事的正义革命事业。中山先生也目睹过我们的院长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都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随着历史的步伐前进,极为信任院长。

    191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并任总理,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时,院长又回国组织华侨护国军,任中华革命党广州湾党务联络委员,开展反袁讨龙(济光)斗争。

    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动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周院长则在大元帅府参军处任参军。

    1921年,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策划北伐。为确保革命后方稳定,38岁的周院长回顺德任县长,当陈炯明叛变后,院长又转任西江讨贼军司令。

    1923年驱逐陈炯明后,中山先生返粤重建大元帅府,周院长又回到大元帅府大本营工兵局任筹饷委员、四邑两阳番顺八属绥靖处处长及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二师师长。

    1925年,孙中山先生辞世后,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军阀混战和独裁之中,人民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浩劫,“道不同,不相为谋”,周院长为此脱离政界。
作者:“儿教院”校友(梁光) 责任编辑:sdqyzx 阅读12345/评论0